第六讲 基督教教会（下）

建立一套可以确实保障自由不受权力侵害的常设机构时，教会通常都站到了独裁统治这一边。

    对此没必要大惊小怪，也不必自责教士有太多的人性弱点，或认为这是基督教教会独有的弊端。对此有更根本、更重大的原因。宗教追求的是什么？它追求的是统治人类的欲望和意志。所有宗教都是一种约束、一种权力、一种统治。它以神圣法则的名义来实现征服人类本性的意图。因此，它主要关心的是人的自由，反抗它正是人的自由，它希望征服的也恰恰是人的自由。这就是宗教的事业，这就是它的使命和希望。

    虽然宗教关心的是人的自由，虽然它渴望改变人的意志，然而事实上，除了通过人自己、借助人自己的意志以外，它没有影响人的任何精神手段。当它利用外部手段，利用武力、引诱或任何实际上与人的自由合作无关的手段时，当它像对待水或风，像对待物质力量一样对待他时，它无法达到目的，它既无法接近也无法统治他的意志。宗教要想完成自己的意图就必须使自己变成自由本身可接受的。宗教需要人的服从，但他这样做必须是自愿地、自由地，必须在服从当中保留自己的自由。这就是宗教需要解决的双重问题。

    宗教常常忽视这个问题；它将自由看作是障碍而非手段；它忘记了自己面对的力量的性质，像对待物质力量一样来对待人类灵魂。正是因为这个错误，它几乎总是站在反对人类自由的权力和独裁统治这一边，仅仅将人类自由看作对手，花费更多精力来征服而不是保卫人类自由。如果宗教将自己的行动手段用于更好的用途，如果它没有被一种自然但极具欺骗性的意愿误导，它将看到，为了在道德上监管自由，就必须保障自由；除了精神手段，宗教无法也不应该有所作为；它就会在致力于统治自由时尊重自由。它太过经常地忘记这一点，结果宗教权力和自由同样遭受了重大损失。

    我不再继续深入分析教会对欧洲文明的影响的总体结果。我已经将它们归纳为两个结果：对社会和精神世界的重大、有益影响；对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的弊大于利的影响。我们现在要通过事实、通过历史来检验我们单纯从教士社会的性质和处境推断出来的结论。让我们看看5到12世纪期间基督教教会的命运是什么，看看我向你们介绍的那些原则以及我试图从中推导出来的结果，是不是真的按照我描述的那样来发展。

    你们要小心，不要以为这些原则和结果会在同一时期出现，并且像我所描述的那样一目了然。人们常常会犯这样一个重大的、常见的错误：在研究相隔许多世纪的历史时，忘记了精神的演变历史，忘记了（多么奇妙的遗忘！）历史本质上是连续的。就以一个人的一生为例，如克伦威尔、古斯塔夫·阿道夫或黎塞留红衣主教：他开始自己的事业，向前发展并晋升；他影响了重大事件，并反过来被它们影响；他达到了目的。于是我们认识了他，但仅仅是整个的他。这就像是经历了上天之手的大量工序后，他发布上市了。但实际上，刚开始时他并不是他后来成为的那个人；在生命的任何一个阶段，他都不是完整的、完成的；他一直在连续形成过程中。人的精神和肉体一样在塑造中；他们每天都在变化；他们的生命在不断地自我改变；1650年的克伦威尔不是1640年的克伦威尔。个性的基础永远存在，同一个人始终存在，但他的思想、情感和意志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他失去的和获得的有多少啊！无论我们查看一个人的生命中哪个时刻，它都不可能是生命结束时我们将看到的那个样子。

    然而，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大部分历史学家都曾经犯错：因为他们对某个人有了完整的认识，就在他的整个一生中都这么看待他。对他们来说，1628年进入议会的克伦威尔和三十年后死于怀特豪尔宫(1)的克伦威尔是同一个人。对于制度和总体影响，他们也在不断重复同样的错误。我们对于应保持警惕。我已经完整地向你们介绍了教会的各种原则，以及相应结果的发展过程。但要记住，对于历史来说这一图景是不准确的，所有一切都是局部的、连续演变的、在时空中凌乱分布的。我们万不可期待在事实复述中能发现这种统一性，这种迅速的、体系化的关联。我们将在这里看到一个原则出现，在那里看到另一个原则出现；所有一切都是不完整、不平等和分散的。我们必须回到现代，回到旅程的终点，才能发现完整的结果。现在，我要向你们介绍教会在5——12世纪期间经历过的不同状态。我们无法收集到我之前提出的结论的所有证据，但我们将看到足够多的证据，使我们认定它们是合理的。

    教会在5世纪时所处的第一个状况是帝国状态，是罗马帝国教会。当罗马帝国衰落时，教会认为自己正处于事业的巅峰，胜利已是囊中之物。没错，它已经彻底征服了异教。最后一位担任“大祭司”(2)这一异教最高职位的皇帝是格拉提安皇帝，他死于4世纪末期。和奥古斯都及提比略(3)一样，格拉提安也被称为“大祭司”。教会同样认为自己与异端，尤其是当时的主要异端阿里乌斯派(4)的斗争已经结束。在4世纪快结束时，狄奥多西皇帝(5)制订了一部反对异端的完整且严厉的法律。于是，教会取得了对两个最难对付的敌人的统治和胜利。正是在这个时候，它看到罗马帝国已无力帮它，发现自己身边出现了其他异教徒和异端，出现了蛮族，如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和法兰克人。帝国的覆灭影响巨大。不难想象，教会内部必然存有对帝国的强烈依恋之情。因此我们看到它紧紧抓住它所残留下来的东西————自治城市制度和绝对权力。当它使蛮族转变信仰后，它试图复兴帝国。它向蛮族国王们进言，恳求他们变成罗马皇帝，接手罗马皇帝的所有权利，并和教会建立它曾经与罗马帝国保持的同一关系。这就是5到6世纪期间主教们的工作，是教会当时的整体状况。

    这一努力无法取得成功。蛮族没有任何手段改造罗马社会。和世俗世界一样，教会自身也陷入了野蛮状态。这就是它的第二个状态。如果把8世纪教会编年史家的著作与之前时代的作品做一番比较，可以看出巨大的差别。罗马文明的每一块残骸都消失了，甚至包括语言；所有一切都感觉到————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自己被投入至野蛮状态中。一方面，蛮族人进入了教士阶层，变成了牧师和主教；另一方面，主教们开始过上了蛮族生活，在保留主教头衔的同时，当上了团伙的头目，横行乡里，四处掠夺打仗，就像克洛维(6)的伙伴们那样。你们将在《图尔的格里高利》一书中发现，书中提到的好几个主教，包括沙龙努斯和萨吉塔里斯，就过着这样的生活。

    在蛮族教会内部发展出了两个重大事实。第一个是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分离。这个原则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兴起的。这再自然不过了。教会没能成功地复兴罗马帝国的绝对权力并分得一杯羹，只能从独立中寻求安全。它很有必要在各个方面捍卫自己，因为它受到持续不断的威胁。每个主教和牧师都看到自己的蛮族邻居们不断干预教会事务，篡夺它的财富、土地和权力；它唯一的防御手段就是宣称：“精神世界和世俗世界是完全分离的；你们无权干预它的事务。”这个原则首先成为了教会抵抗野蛮的武器。

    这一时代的第二个重大事实是修道会(7)在西方的发展。众所周知，6世纪初，圣·本尼狄克特在西方僧侣中创建了自己的修道会。虽然当时成员数量还很少，但从那时起便以惊人速度增长起来。这个时期的僧侣还不属于教士阶层，依然被看作是世俗人士。毫无疑问，许多牧师甚至主教都是从他们那里招募来的，但只有到了5世纪末、6世纪初，他们才普遍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教士阶层的一部分。随后，我们发现，一些牧师和主教变成了僧侣，他们相信这样做能给宗教生活带来崭新的进步。就这样，欧洲的修道会突然之间获得了重大发展。与修道院外的教士相比，僧侣们更能打动蛮族人的心意。他们的数量和他们的独特生活一样令人印象深刻。蛮族人对修道院外的教士————主教或普通牧师，早已经司空见惯，他们习惯了见到他们、欺负他们，以及抢劫他们。可是攻击修道院————聚集了如此多圣人的圣地，可是严重得多的事。在野蛮时代，修道院是教会的庇护所，恰如教堂是世俗人士的庇护所。虔诚之辈在这里找到庇护，正如在东方他们躲避在西拜德(8)，以逃避世俗生活和君士坦丁堡的诱惑。

    这就是野蛮时期教会历史中的两个重大事实。一方面是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分离原则的发展；另一方面是西方修道制度的发展。

    在野蛮时代即将结束时，出现了一次复兴罗马帝国的新尝试，发起者是查理曼大帝。教会和世俗君主再次达成了紧密同盟。这是一个极度顺从的年代，也是一个罗马教廷获得极大发展的年代。这一尝试再次失败，查理曼帝国覆灭了。但是教会从同盟者那里获得的好处依然保留在它手中。罗马教廷发现自己已经确定无误地成为了基督教的首领。

    查理曼大帝逝世后，大混乱开始了。教会再一次和世俗世界一道陷入其中，只能进入封建制度的框架中。这是它的第三个状态。随着查理曼帝国的瓦解，在教会世界中发生了几乎和世俗世界一模一样的事；所有统一性都消失了，一切都变成了本地的、部分的、个别的。此时，教士的处境中开始了一种他从未经历过的斗争。这就是采邑所有者的情感及利益和牧师的情感及利益之间的斗争。教会首脑置身于这两种彼此都想征服对方的地位之间。宗教精神再没有那么强大或普遍了；个人利益变得更加重要了，对独立的渴望和封建生活的习惯松弛了教会层级结构的关联。此时在教会内部出现了一种努力试图纠正这种松懈。他们试图通过一种联邦制度，通过公共集会和协商在不同地区组建全国性教会。正是在这个时期，在封建制度下，我们发现了最大数量的议会、集会以及教会大会，既有全省的也有全国的。尤其是在法国，这种追求统一的努力似乎吸引了最多热情。兰斯大主教辛克马尔也许可以被看作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他一心想要组织法国教会；他寻找并实施所有可以为封建教会带回一些统一性的协调及联合手段。我们发现，辛克马尔一方面坚持教会对世俗权力的独立，另一方面坚持教会对罗马教廷的独立。正是他，明知教皇希望进入法国并以开除教籍来威胁主教们，说：“他要开除教籍，就让他开除好了。”但这种组织封建教会的努力并没有比组织帝国教会的努力更加成功。在这个教会中没有建立统一的任何手段。它的分崩离析日益加剧。每个主教、高级教士和修道院院长日益封闭在自己的辖区或修道院内。由于同样的原因，混乱日益严重。这是买卖圣职之风最盛的时期，是完全独断处置教会圣职的时期，也是牧师生活作风最放荡的时期。这种混乱状况大大震惊了民众以及教士中的正义之士。因此我们看到，教会中很早就出现了一种改革精神，希望能找到一些能团结所有这些要素、将其置于法律之下的权威。都灵大主教克劳德、利昂大主教阿戈巴尔德在各自辖区开始这种尝试，但是他们都没有条件来完成这样的工作。在整个教会中只有一股力量能够胜任这项工作，那就是罗马教廷，即教皇。因此，没过多久它便取得了统治地位。教会在11世纪期间进入了它的第四个状态，神权教会或修道院教会。这种新教会形态的创造者是格里高利七世，他在一个人所能创造的最大范围内创造了这种新形态。

    我们习惯于将格里高利七世描述为一个想使一切事物停滞不前的人、一个心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对手、一个竭力使世界维持在静止或倒退状态中的人。再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事了。格里高利七世是一个基于独裁方案的改革家，就像查理曼大帝和彼得大帝一样。他在宗教世界的地位几乎和法国的查理曼大帝和俄国的彼得大帝在世俗世界的地位一样。他希望改造教会，并通过教会改造社会，引入更多道德、更多正义以及更多法律————他希望通过罗马教廷来实现这个目的，并使教廷也因此受益。

    他努力将世俗社会置于教会统治下，将教会置于罗马教廷统治下，目的是改革和进步，而不是停止或倒退。同时，在修道院内部出现了同样的尝试和类似的运动。对秩序、戒律和道德严格性的渴望得到了热忱表现。就是在这个时期，罗贝尔·德·莫莱姆在西多创立了一个严格的修道会(9)。这是圣·诺伯特的时代、教士俸禄改革的时代、克吕尼改革(10)的时代，以及圣·伯纳德(11)大改革的时代。一场普遍的动荡笼罩了各个修道院。年长的僧侣们捍卫自己，宣称这是有害的事，说他们的自由受到威胁、时代的习俗必须得到遵守、回到原始教会是不可能的，并把所有改革家当作疯子、梦想家和暴君。打开奥尔德里克·维塔尔所著的《诺曼底历史》，到处都能发现这种抱怨。

    所有一切似乎都有利于教会，有利于它的统一和权力。正当罗马教廷努力追求世界的统治权、各个修道院从道德视角出发改造自己时，一些虽然孤立然而强大的人为人类理性提出了权利要求，说它有权被看作人的内在事物、有权干预人的想法。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攻击已经被人接受的教义或宗教信条；他们仅仅说理性有权检验它们，光由权威来检验它们是不够的。通过约翰·埃里金纳、洛塞林和阿贝拉尔(12)这些代言人，理性再次开始要求自己的遗产。这些人是自由运动的第一批创始人，这一运动与希尔德布兰德和圣·伯纳德的改革运动遥相呼应。如果寻找这个运动的根本性质，我们发现，它并不是意见的改变，或对公众信条体系的反叛————它仅仅是替理性讨要推理的权利。阿贝拉尔在他的《神学导论》中告诉我们，他的学生们要求他“传授那些旨在满足理性的哲学论点，恳请他教导他们，不要死记硬背，而是要理解它；因为任何事物不经过理解都是不可相信的，教授那些教师和学生都不理解的事物是荒谬可笑的。……如果不是为了引导至对万物之源————上帝的研究，哲学研究的目的何在？如果不是为了帮助信徒们理解圣经，培养他们捍卫圣经的必要能力的话，允许他们阅读那些探讨异教徒的时代和书籍的著作的目的何在？从这点来看，特别有必要帮助信徒们拥有理性的全部力量，以便在那些困难而复杂、构成了基督教信仰目标的问题上，避免狡猾的敌人轻易找到办法在我们纯洁的信仰中掺假。”

    这是争取自由、复兴探索精神的第一次尝试，其重要性很快被人感觉到了。尽管忙着改造自己，教会对这个警告一点也不敢大意。它立刻向这些新的改革者宣战。与他们的学说相比，他们的方法对它的威胁更大。

    这就是在11和12世纪之交，在教会处于神权教会或修道院教会状态时光芒四射的伟大事实。在这个时期，教士阶层和自由思考者之间第一次爆发了战斗。阿贝拉尔和圣·伯纳德之间的论战(13)、宣判阿贝拉尔有罪的苏瓦松议会和桑斯议会(14)，不是别的什么，正是这一事实的表现。这一事实在现代文明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就是12世纪教会所处状态的主要情况，我们现在即将离开这个时期。

    同时，一场性质不同的运动出现了，那就是城市自治运动。粗野无知状态中惊人的前后矛盾！如果对那些投入如此多热情赢得自由的市民们说，有人————被教会视为异端的人————在争取人类理性的权利、自由探索的权利，他们会马上用石头砸死他或把他烧死。阿贝拉尔和他的朋友们就不止一次遇到这种危险。另一方面，这些为人类理性争取权利的作家们说起城市争取自治权的努力时，将其看作一种可恶的混乱、社会的颠覆。在哲学运动和城市运动之间、在政治解放运动和理性解放运动之间，战争似乎就要爆发了。需要好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调和这两股伟大力量，使他们理解他们有共同利益。在12世纪时它们还毫无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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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译者注：怀特豪尔宫（the palace of Whitehall），又称为白厅宫，位于英国伦敦，1530——1698年间一直是英国国王在伦敦的主要居所。在17世纪末被火焚毁之前，怀特霍尔宫是欧洲最大的宫殿。

    (2) 中译者注：在公元4世纪基督教成为罗马合法宗教之前，古罗马信奉多神教，最早的古罗马诸神是天神朱庇特、战神马尔斯、以及基林努斯等。对神祗的祭拜仪式由祭司团体规定。祭司团体中最高位者称为“大祭司”或“最高祭司”，是古罗马宗教中最为重要的职位。最后一位担任“大祭司”的皇帝是格拉提安，但是他后来决定从自己的头衔中略去“大祭司”一词。

    (3) 中译者注：都是罗马帝国时期的著名皇帝。

    (4) 中译者注：阿里乌斯教派（Arianism）是由一位亚历山大里亚的基督教牧师所阿里乌斯（Arius，250——336）提出。与后来获胜的正统基督教的争论焦点是圣三一理论。正统基督教认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但阿里乌斯派认为耶稣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神，而是三一中较低的一位。圣父和圣子并不会一直在一起。

    (5) 中译者注：379年，狄奥多西被皇帝格拉提安任命为共治皇帝，统治罗马帝国东部地区。393年狄奥多西宣布基督教为国教。

    (6) 中译者注：克洛维（Clovis，455或456——511），法兰克王国创立者。

    (7) 中译者注：约在4世纪初，基督教的修道运动（Monastic Movement）同时起源于埃及和叙利亚。它有两种形式：一为索居的隐士，一为寺院的僧侣，这是受了东方宗教生活形态的影响而来。

    (8) 中译者注：西拜德（Thebaid）在埃及尼罗河下流，在古代的底比斯（Thebes）附近，是一个著名的基督教隐修活动中心。

    (9) 中译者注：即西多会，基督教隐修会之一，1098年由法国人罗贝尔始建于法国勃艮第地区第戎附近的西多旷野。该会主张全守本笃会严规，推行静默、祈祷、垦荒等隐修制度。

    (10) 中译者注：克吕尼改革是中世纪修道运动中的一系列改革，关注于恢复传统的修道的生活，鼓励艺术，照顾穷人。该运动是因位于勃艮第的克吕尼隐修院而得名。

    (11) 中译者注：圣·贝纳德（Saint Bernard，1089——1153）法国12世纪著名神学家，中世纪神秘学之父，著名的布道家，灵修神学代表人物，支持教会革新运动，但反对阿贝拉尔的理性权利观点。

    (12) 中译者注：皮埃尔·阿贝拉尔（Pierre Abélard）出生于1079年，法国中世纪著名知识分子，神学家，哲学家，洛塞林的学生。他的哲学贡献主要是首先将逻辑学运用神学理论，可以看作是文艺复兴的先驱。他曾在巴黎讲学，后与学生、当时的才女艾洛伊斯坠入爱河。由于他的教士身份，这段恋情曲折凄苦，最后被迫双双遁入斯修道院。两人之间浪漫凄凉的爱情故事长期流传。英国18世纪大诗人亚历山大·蒲柏以两人之间的书信为素材创作了一首300多行的长诗《艾洛伊斯致阿贝拉尔》。

    (13) 中译者注：亚伯拉德在圣得尼斯修道院修道期间写了一篇论文，专论“关于神之单一与三位一体”问题。这篇论文受到当时的神学权威圣·贝纳德的强烈反对。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14) 中译者注：1121年，因阿贝拉尔的著作论及“三位一体”，背离正统教义，在苏瓦桑议会上受到谴责，著作遭焚毁。1141年在桑斯议会上，他再次受谴责，被幽困于克律尼修道院，翌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