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讲 现代国家的形成

，外交就落入了国王们的手中，并且，这种外交事务专属于国王的观念、这种国民虽然享有自由，有权投票决定税收和干预国家大事，但不应当参与外交事务的观念，可以说如同一项公认原则、一条普遍准则，几乎在所有欧洲人的头脑中扎下了根。打开英国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历史，你们将看到这一观念发挥了多大威力，在伊丽莎白、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统治期间为英国自由带来了多少障碍。往往就是在这一原则的名义下，媾和宣战、商贸往来和所有外部事务都变成了君主的特权；正是凭借这一原则，绝对权力在与国民权利的对抗中得以保全自己。国民在争夺这一特权时表现得极度懦弱，这一懦弱使他们付出了昂贵代价，因为从我们现在即将进入的时代即16世纪开始，欧洲的历史实质上是外交的历史。在接近三个世纪期间，外部关系是历史的重要事实。国家内部已经走上正轨，至少在欧洲大陆国家内政已经不再引发剧烈动荡，也不再吸引公众的注意力。现在引人注目、充斥史书的是外部关系、战争、谈判和联盟，因此大部分国家的命运被抛弃给了君主特权和中央政府。

    事实上，不这样做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公众能成功参与此类事务之前，必须要有文明的巨大进步、智力和政治技巧的巨大发展。从16世纪到18世纪，人民离这种合格水准还差很远。看看17世纪初期詹姆士一世统治下的英国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女婿巴列丁选帝侯(1)、波西米亚的当选国王，丧失了自己的王位，甚至还被剥夺了自己的世袭封地巴列丁奈特(2)。整个新教世界都在关注他的前途，因此英国对他产生强烈兴趣也是很有道理的。英国民意沸腾，强烈要求詹姆士国王支持他的女婿，为他夺回巴列丁奈特。议会愤怒地要求开战，许诺提供战争所需的一切手段。詹姆士不愿意开战，他虚与委蛇，尝试了几次谈判，往德国派出了一些军队，然后告诉议会需要90万英镑才有可能获胜。没有人说国王的估算有点夸大，事实上看起来也并非如此。可是议会对这笔费用大感惊恐，开始打退堂鼓，于是它勉强投票批准了7万英镑，去帮助一位君主复位，去重新征服一个距离英国九百英里之外的国家。公众在此类事务上就是这样的无知和无能，他们不了解事实就贸然行动，不肯承担任何责任。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条件通过正规、有效的方式参与其中。这就是外交落入中央政府之手的主要原因。只有中央政府才有条件————且不说使外交符合公众利益，因为很少虑及这一点————保证外交的连续性和合理性。

    你们看到，无论我们从什么视角考察这一时期的欧洲政治历史，无论是考察各国内政还是外交关系，无论是研究战争还是司法或税收，我们到处都能发现同样的性质，到处都能看到集中和团结的趋势，看到共同利益和公共权力的形成和占优。这是15世纪所进行的秘密工作，这项工作并未在社会中带来任何非常显著的结果，或严格意义上的革命，但它为这一切铺平了道路。下面我将向你们介绍另一种性质的事实，即精神事实，与人的心智及普遍思想发展有关的事实。在这些事实中我们将看到同样的现象，得到同样的结果。

    我首先要讲的这一类事实经常引起我们的关注，总是在各种极不相同的形式下在欧洲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这就是与教会有关的事实。直到15世纪，除了宗教思想外，我们在欧洲看不到任何其他能真正影响大众的普遍且强大的思想。我们看到，只有教会才有权力管理、传播和规定这种思想。固然经常会出现各种独立甚至分裂的企图，教会费了不少力气才战胜这些企图。但迄今为止教会把它们都镇压下去了，教会所批判的信条未能普遍、持久地占据人们头脑，阿尔比异端被粉碎了。教会内部虽然争吵不断，但从未产生决定性或明显的结果。在15世纪开始时，一种完全不同的事实出现了。各种新思想、对改变和改革的公开要求，震动了教会自身。14世纪末、15世纪初的标志性大事是西方教会大分裂，其原因是教廷迁到了阿维尼翁，出现了两个教皇，一个在阿维尼翁，一个在罗马。两个教廷之间的斗争就是所谓的西方教会大分裂。它开始于1378年。1409年，比萨宗教议会希望终结这一局面，它废黜了两个教皇，任命了第三个教皇亚历山大五世。大分裂不但没有缓和，反而变得更加激烈了。以前的两个教皇变成了现在的三个教皇。混乱和腐败日益严重。1414年，在西格斯蒙德皇帝的召集下，康斯坦茨宗教议会召开了。它提出了一项与任命新教皇极不相同的任务，它要着手改革教会。它首先宣布这个全体代表大会不可解散，地位高于教皇权力。它开始在教会中广泛宣扬这些原则，开始革除教会中滋生的腐败，尤其是供养罗马教廷的各种苛捐杂税。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议会任命了一个“改革团”，即我们所说的调查委员会。它由不同国家的参会代表组成，其职责是调查那些玷污了教会的弊病，提出最佳的纠正措施，并向议会提交报告，由议会商议任何执行。然而，正当议会忙于这一工作时，有人提出了新的质疑：在没有教会首脑亲身参与下、在没有教皇的认可下，议会能否开展革除弊病的工作。在罗马派的影响下，在一些诚实但懦弱的人的支持下，议会通过了否定决议。1417年，议会选举了一位新教皇马丁五世。新教皇被要求提交一份教会改革计划。该计划没有得到批准，议会也就解散了。1431年，出于同样目的，在巴塞尔(3)召开了新的宗教议会。它接手了康斯坦茨议会所提出的改革工作，但没有取得更多成果。在议会内部出现了和基督教世界一样的分裂。教皇将巴塞尔议会迁移至费拉拉(4)，随后又迁至佛罗伦萨。一部分高级教士拒绝服从教皇命令，继续呆在巴塞尔。就像以前有两个教皇一样，现在出现了两个宗教议会。巴塞尔议会继续自己的改革议程，任命了自己的教皇菲利克斯五世。一段时间后，它迁移到洛桑(5)，并在1449年解散，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就这样，教皇赢得了胜利，继续掌控战场，统治着教会。宗教议会无法完成它所发起的任务，但它影响了自己没有发起的、生命更长久的事。就在巴塞尔议会的改革尝试遭到失败之际，君主们利用了它所宣传的思想、它所建议的制度。在法国，在巴塞尔议会所颁法令的基础上，查理七世制订了“国事诏书”，于1438年在布尔日(6)颁发。它宣布进行主教选举，废止“初果税”(7)，革除教会中出现的各种重大弊端。“国事诏书”在法国被宣布为国家法律。在德国，美因茨议会在1439年接受了它，同样使其成为日耳曼帝国的法律。宗教权力未能成功的尝试，世俗权力似乎命中注定会完成。

    然而改革又遇到了新的障碍。与宗教议会一样，国事诏书也失败了。在德国，它非常突兀地消失了。1448年，由于与尼可拉斯五世的谈判，德国议会抛弃了它。1516年，弗兰西斯一世同样抛弃了它，取而代之的是他与教皇里奥十世的协定。君主们的改革努力并不比教士们的更加成功。但我们万万不可认为它完全消失了。就像宗教议会影响了它的身后事一样，“国事诏书”也在身后留下了在现代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结果。巴塞尔议会所制定的原则是强大的、多产的。杰出之士和充满活力的人采用并支持这些原则。巴黎的约翰、达伊、热尔松以及15世纪的许多杰出之士都致力于捍卫这些原则。虽然宗教议会无果而终，虽然“国事诏书”一事无成便遭到抛弃，但它关于教会治理和势在必行的改革的总体信条却在法国扎下了根。它们持久不衰，渗入至议会，变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它们先是催生了詹森教派，后来又催生了高卢教派。所有这一系列旨在改革教会的准则和努力————发源于康斯坦茨议会，终结于博叙埃的四点主张————都发自同一源泉，趋向同一目的，是同一事实的连续演变。虽然15世纪期间的合法改革尝试无果而终，但它在文明发展历程中所占的地位、它间接产生的巨大影响一点也没因此减弱。

    宗教议会追求合法改革是对的，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阻止革命。几乎就在比萨议会开始努力终止西方教会大分裂、康斯坦茨议会开始改革教会的同时，民间宗教改革的第一次尝试在波西米亚激烈爆发了。约翰·胡斯(8)的预言和发展始于1404年，当时他刚开始在布拉格教书。当时两场改革运动正在齐头并进。一场运动处于教会内部，由宗教贵族自身发起，这是一场明智但又局促不安、畏手畏脚的改革运动；另一场位于教会外部，猛烈而激昂地反对教会。这两股力量和意图之间产生了斗争。宗教议会传唤约翰·胡斯和布拉格的杰罗姆至康斯坦茨，判定他们是异端和革命分子。对于我们现代人，这些事件是非常好理解的。我们能够很好地理解这两场相互分离而又同步进行的改革运动，一场由政府开展，一场由民众开展，彼此对立但又发自同一原因，趋向同一目的，总之，水火不容而又殊途同归。这就是15世纪所发生的事情。约翰·胡斯的民众改革运动暂时被扼杀了。在他死后三或四年就爆发了胡斯信徒的战争。这场战争持久而又激烈，但帝国最后还是赢得了胜利。但由于宗教议会的改革已经失败，它们所追求的目的未能实现，因此民众改革运动就不会停止发酵。它等待着下一次机会，终于在16世纪初发现了机会。如果宗教议会发起的改革运动能够很好地贯彻下去，宗教改革运动(9)可能就不会发生了。但二者之中必有其一会取得成功，它们的同时发生显示了一种必然性。

    因此，这就是15世纪结束后欧洲在宗教事务方面所处的状态————一边是不成功的贵族改革尝试，一边是民众改革运动兴起、被扼杀、时刻准备东山再起。但是这一时期人的思想骚动并不局限于宗教信仰领域。众所周知，正是在14世纪期间，希腊和罗马的古代遗产可说是在欧洲复活了。你们知道，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10)及同时代的所有人都如饥如渴地寻找希腊和拉丁手稿并出版宣传它们，这种性质的最小发现也会带来极大的兴奋和狂喜。

    在这种兴奋中，欧洲兴起了一门学派，它在人的思想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远远超出人们通常对它的评价，这就是古典学派。我警告你们，不要把“古典”一词与我们当今赋予它的含义联系起来。在那个时候，它是与文学理论或竞赛项目完全不同的事物。那个时候的古典学派，不仅对古代的著作，对维吉尔(11)和荷马(12)的著作，而且对整个古代社会，对它的制度、见解和哲学，都怀有和对其文学一样的钦佩之情。必须承认，古代社会在政治、哲学和文学领域远远优越于14、15世纪的欧洲，因此它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一点也不奇怪。绝大部分高尚的、活跃的、有教养的及讲究的人都对当代的粗俗作风、混乱思想和野蛮方式产生厌恶，充满热情地投身至一个既更加正规，又更加发达的社会的研究甚至可说是崇拜当中。就这样，在15世纪初，由自由思考者组成的学派形成了，其中包括高级教士、法学家和学者。

    就在这段令人兴奋的时期，发生了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希腊难民涌入意大利等事件。他们带来了更多关于古代的知识、数不胜数的手稿，以及研究古代文明的上千种新方法。不难想象，古典学派的钦佩之情和热情都成倍上涨。这是高级教士飞黄腾达的时代，尤其是在意大利，严格来说，不是在政治权力方面，而是在奢侈享乐和财富方面。他们春风得意，纵情于骄奢淫逸的文明所提供的所有享乐，尽情享受文学、艺术，社交和物质享乐。看一看这个时代在政治和文学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人所过的生活，如枢机主教班博。你们会惊讶地发现奢侈享乐和心智发展的混杂、柔弱风度和强硬意见的并存。当我们扫视这一时代，目睹它的思想发展景象和精神关系状态，我们会以为自己生活在18世纪的法国。同样爱好智力刺激、新思想、轻松惬意的生活，同样的柔弱和放纵，同样缺乏政治活力和精神信仰，而思想又出奇的坦诚和活跃。15世纪的文人和高级教士之间的关系一如18世纪的文人学士和高级贵族之间的关系。他们都有相同的见解和习惯，和谐相处，一点也不在意身边正在酝酿中的暴乱。15世纪中，以枢机主教班博为首的高级教士绝对预见不到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出现，就像法国宫廷人士无法预见法国大革命一样。然而，他们的情况何其相似。

    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精神领域出现了三件大事：首先，教会自身发起的宗教改革尝试；其次是民众宗教改革；最后是知识改革，催生了一门由自由思考者组成的学派。所有这些巨变的酝酿背景是欧洲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变化，即人民和政府的集中化。

    这还不是全部。这一时期还是人类最伟大的外部活动的时代。它是航海、创业、各种发现发明的时代。这是葡萄牙人沿着非洲海岸开始伟大远征的时代，是瓦斯科·达·伽马发现好望角通道的时代，是克里斯托芬·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时代，是欧洲商业惊人扩展的时代。成千上万种新发明问世了，其他原本仅仅在小范围内传播的发明得到了普遍应用。火药改变了战争理论，指南针改变了航海理论。油画艺术快速发展，使欧洲遍地都是艺术杰作，而发明于1460年的铜版雕印技术使其得到复制和传播。亚麻纸变成了寻常之物。最后，在1436——1452年期间，印刷术被发明了。印刷术是老生常谈和司空见惯的主题，但它的功绩和影响是再多篇幅也谈不完的。

    你们看到了这个世纪的重要性和活力，它的重要性还仅仅显露了冰山一角，而它的活力所带来的结果尚未发育完全。暴力改革似乎未能成功，政府得到了强化，国家获得了安宁。人们也许会认为社会正在准备享受更好的秩序、取得更快的进步。但是16世纪的激烈革命已经迫在眉睫，15世纪不过是它们的酝酿阶段。它们将是下一讲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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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译者注：选帝侯指有权投票选择德国皇帝（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德国诸侯。

    (2) 中译者注：詹姆士一世的女婿腓特烈五世拥有位于德国的巴列丁奈特（现在的普法尔茨）领地，1619年接受波西米亚的新教领袖献给他的波西米亚王位，导致与拥有合法继位权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开战，使得詹姆士一世不情愿地卷入到这场被称为“三十年战争”的战争中。

    (3) 中译者注：巴塞尔，瑞士城市。

    (4) 中译者注：费拉拉，意大利城市。

    (5) 中译者注：洛桑，瑞士城市。

    (6) 中译者注：布尔日，法国城市。

    (7) 中译者注：西方宗教中，农民将农产品的第一批收成奉献给上帝，称为“初果”（first fruits）。

    (8) 中译者注：约翰·胡斯（1370——1415），捷克著名宗教改革家，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其追随者被称为“胡斯教徒”，被罗马天主教视为异端， 1411年被开除教籍。1414年，康斯坦茨宗教议会判定胡斯有罪，次年被处以火刑，导致了胡斯战争的爆发。

    (9) 中译者注：指马丁·路德·金在16世纪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

    (10) 中译者注：这三人都是14世纪意大利著名诗人、作家，意大利文艺复兴先驱。

    (11) 中译者注：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

    (12) 中译者注：古希腊著名吟唱诗人，《荷马史诗》的作者。